50斤粮票值多少钱？这样的一个问题很难作答。因为在票证时代，有钱没证买不到东西，票证的价值无法用钱来衡量。吃饭要粮票，扯块布做衣服得有布票，连买盒一分钱的火柴也得用火柴票那些花花绿绿的票证你认识多少？

  今年59岁的张女士至今还对曾经那些名目繁多的各种票记忆犹新。那时她家住在一个大杂院，每次居委会的大妈都带着全院人的粮票，去一户居民家，作为发放地点。“我们院很深，所以就去进院第一家。居委会的人进院就开始喊领粮票了！前院的人家基本上就能听见，都拿着户口本和各家自己的装粮票的家伙什儿出来了。”

  为了把各种粮票铺开，大妈大多数都只能“上炕”，蓝色、粉色、绿色、黄色的票能铺满一床。领完了的人家自觉往后院走，再帮着喊几嗓子“领粮票了”。“一般居委会的人会来两次，两次都没赶上的，只能自己拿着粮本去领。”张女士说，发粮票在那时候看起来是件“大事儿”，“我记得有一次问我闺女长大想干吗，她说她想当发粮票的。”

  粮票的发行和使用，用的是定点和定量的办法。按照年龄和职业，市民每个月的口粮数被分成了100多个等级。全市1000多家粮店，分成不同的片区，谁家到哪个粮店买粮，都是固定好不能变的。

  张女士说，日常的粮票都是一个月发一次，副食本上芝麻酱、油等副食品，大多数都是在副食本上一次划定一年的供应量。“每家每户供应多少，要根据人口，还要根据岁数，比如孩子从小学升了初中，粮本的粮食供应量也就跟着变了。”

  除了普通粮票，一种叫“全国粮票”的“硬通货”绝对是抢手的紧俏品。除了全国通用，谁家要是能有一张全国粮票，也就代表你家能比别人多了10斤到30斤的粮食供应。

  物资匮乏的年代，粮票成了贵重的礼物，别人结婚，送5斤粮票，到医院看病人，留下10斤面票，人家要感谢你大半天。到别人家做客，也都要带着粮票，否则会让主人很为难。

  无论物质如何匮乏，春节绝对是中国人不可忽视的节日。即使是多了一点点的副食供应，也都是弥足珍贵的。“每年春节，都会给发一年一次的瓜子票、花生票，芝麻酱和油也都会额外多给3两。”

  虽然粮食和副食都是凭本凭票，但也基本能足量供应。不过，当时的“三大件”等物品却绝对供不应求。张女士告诉北京晨报记者，当时像大衣柜、手表、缝纫机、自行车、电视机等，都是“有钱买不到”的东西，必须要凭票购买。

  “我记得那会儿是各种票发给工厂，工厂再分配到车间，车间再分配到各个小组。基本上一个20多人的小组，自行车、缝纫机什么的一年能有两张票，像电视机、收音机这些更抢手，一年有一次就不错了。”票分到组里，大家就用抓阄的方式分配，“比如我抓到了一台电视机，但是想要自行车，那你就自己和抓到自行车票的同事商量去吧，人家同意，你们俩就自己交换。”或者是组里正好有要结婚的青年，小组长就要召开全组会，大家举手表决，如果同意的话，大家会将仅有的大衣柜票等让给这个同事。

  如果家里添丁进口，那么还可以凭着孩子的出生证，到街道居委会办理证明，这样才会有购买牛奶的资格。“会给发一张小卡片，叫取奶证，上面画着30个小格子，每天一瓶，奶站的人会在上面画一个钩。”为保护这张珍贵的取奶证不丢不坏，张女士家的取奶证被“镶”在一块小木板上，与取奶的小箱子挂在一起，这样就又结实又不容易丢。

  如果每月的粮票用不完，很多居民都会拿着富余的粮票，到农贸市场与摆摊的农民进行“交换式”的买卖，在明面上不存在货币性质的粮票在私下里有了货币的功用。“比如可以几斤粮票换个塑料盆，几斤布票换个小奶锅，或者跟农民换点鸡蛋。”

  在1990年前后，粮票、粮本、副食本、各种五花八门的票据一夜之间全成了“废纸”，张女士家里那时的各种票据还有好几大“版”。“记得还留了一阵，还想着万一哪天又凭票了还能继续用。”但随着生活慢慢的变好，物资供应越来越丰富，这些成“版”的粮票，也都成了孩子过家家的玩具，跟着时间和时代消失殆尽。

  为缓解供求矛盾，从1956年开始，首先对机关团体、集体伙食单位的副食品供应实行限量、凭证（票）定量等办法。1957年，扩大到居民定量消费。1962年，凭证定量供应的商品达到102种，其销售额占全年总额的44.8%。1993年，持续38年的凭证、凭票供应商品的政策才宣告结束。2003年北京出版社出版的《北京志商业卷副食品商业志》中不乏相关记载。

  1960年，副食品货源紧张。到当年的4月15日，猪、牛、羊肉库存只有1805吨，仅能维持1个月的定量供应。凭证凭票限量供应的商品由上年的4种增加到23种。1960年春节对居民凭肉票供应猪、牛、羊肉6两，糕点、糖果、年糕每人每次限购1公斤，白酒2瓶，元宵30个，南糖5两，肉罐头1筒。

  肉、禽、蛋库存急剧下降，只能保持特需供应，居民手中的肉票无货兑现。从当年6月起，对居民停止肉食供应。只在新年每人发肉票2张，每张供应2两；春节每人发肉票1张，每张供应2两；鱼0.5公斤，白菜1.25公斤，豆腐5两，粉丝、粉条各2两，水果5两，酱豆腐、臭豆腐2块。每户供应海带、海蜇、榨菜、大葱各5两，啤酒1公斤，黄花、木耳、花椒、大料、生姜、干辣椒、虾皮各1包。

  1962年4月，北京市对55种商品实行凭购货券供应。如茶叶每斤收券1张至3张；水果、蔬菜罐头每筒1张至2张。新年、春节、国庆均凭票供应了鸡、鸭、白酒、露酒、茶叶、粉丝、粉条等副食品。

  “”期间，北京市副食品商业受到破坏。为保证居民基本生活需要，已经取消的凭证限量供应办法又重新恢复。

  1972年3月，对居民供应的猪肉由内部掌握，每次限购1.5公斤至2.5公斤；11月，供应鸡蛋采取凭证不登记，每次限购1公斤。

  由于肉类货源紧张，1977年4月，对居民供应的猪、牛、羊肉由凭证限量改为按户定量，每人每月供应猪肉1公斤；供应的牛、羊肉每人每月1.25公斤。从10月起，供应居民的鸡蛋降为5两，对机关团体等停止供应鸡蛋。

  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，农村经济改革逐步深入，农副业生产迅速回复和发展，北京市副食品货源日益好转，大多数商品逐步取消凭证限量。1979年6月，猪肉货源增加，市民除每人每月定量2斤以外，还可以凭证每次购买5斤，12月对居民供应的猪肉敞开销售。

  1988年，北京市实行凭证供应的副食品有猪牛羊肉、鸡蛋、食糖、粉丝、粉条、淀粉。同时，由于实行多渠道放开经营，市民可以在市场上议价买到定量供应的商品。

  1991年3月，粉丝、粉条、淀粉敞开价格，9月停止发放食糖票，敞开供应。

  1993年，停止印发北京市居民、机关团体、驻京部队购货证。至此，持续38年的凭证、凭票供应商品的政策宣告结束。

  在如今的收藏市场上，老票证也有一席之地。但与“炒”邮票不同的是，收藏票证的人更多的是出于情怀，因为它们记录着那个渐渐远去的时代，印证了那段真实的生活。

  综观票证的发展历史，它是物质缺乏时代的产物。物质供应越紧张，票证种类越多，供应条件越苛刻，从《北京志商业卷副食品商业志》的记载中，可以找寻到许多回忆和细节。

  1954年，生猪生产下降，收购减少，市场需求量持续不断的增加，政府开始采取控制供应。1955年7月，对零售市场采取每次不超过3斤，限量不限次，售完为止。1957年12月1日，北京市实行猪肉“凭证定量”供应。按不同消费对象分为5个档次，城镇居民每户每天限购1元猪肉。1959年1月，猪肉货源紧张，又改为“按人凭票”供应。1977年4月，再次恢复“凭证定量”，居民每人每月可买2斤猪肉。1980年1月，北京市取消猪肉“凭证定量”供应，敞开销售，并准备放开猪肉价格。此后，根据猪肉货源的松紧，短期内又实行过“凭票定量”或“凭证定量”供应的方法，直至1992年。

  在一段时间里，买鸡蛋或者鸡鸭等禽类，不是凭鸡蛋票，而是要凭肉票或购肉证。

  1958年，鸡蛋开始限量供应，每次限购0.5公斤。2月18日至3月，居民凭购肉证每户供应0.75公斤；10口人以上每户供应1.25公斤。4月，取消凭证限量供应。12月又实行按户定量供应。

  1960年至1961年，鸡、鸭折合肉票供应，0.5公斤肉鸭折合肉票0.5公斤，后由于货源不足而停止了供应。

  无独有偶，食糖也是要凭购肉证供应。1958年，食糖开始实行凭证供应，居民凭购肉证每户每月供应糖1公斤。1959年1月，实行凭证定量供应，居民每户供应食糖0.5公斤。随后的几年，食糖供应一度吃紧，供应标准被压缩。1963年，年人均消费食糖1.5公斤，是1953年以来的人均消费最低水平。到了1964年，食糖货源好转，为了扩大牛奶销售，规定每月订购牛奶1磅者，供应食糖0.2公斤。

  1960年7月1日起，对肉罐头每斤收肉票0.25公斤。1961年4月1日，鸡、鸭罐头每斤收肉票0.5公斤；9月，鱼、虾罐头1公斤收肉票0.5公斤。1962年4月25日，53种水果、菜罐头凭券供应，收券1至2张；7月1日，鱼、虾罐头敞开出售；8月1日，水果、菜罐头敞开销售；11月1日，鸡、鸭罐头敞开销售。当年购进罐头45956箱。1963年1月21日，肉罐头改为凭券供应；2月14日，罐头全部敞开销售。

  上世纪70年代，酒类市场国内供应趋于紧张。1973年1月，白酒实行凭证登记供应每人每次1瓶，饮食业不卖整瓶酒。1974年1月，市内东四、西四等7片繁华地区不卖白酒。对居民实行凭证登记限量供应。居民、农民证每月供应1.5公斤或3瓶，个人证1公斤或2瓶。随后几年销售形势好转，1976年酒类销售37075吨，人均年消费4.4公斤。1978年，酒类销售达到51060吨，人均年消费5.9公斤。

  1960年3月1日，奶制品实行凭证登记限量不限次供应。9月1日起，实行凭证定量供应，2周岁以下儿童，每人每月供应1公斤。1962年1月起，代乳品实行凭票供应：7周岁以下儿童（含7周岁）每人每月发1张食品补助票，2周岁以下儿童（含2周岁）凭票可买代乳粉1公斤；2周岁至7周岁凭票可买一斤，3月开始凭粮票也可买代乳粉。11月，炼乳敞开供应。

  到了1963年，奶粉敞开供应。5月22日，每斤粮票可买代乳粉1公斤；6月30日，代乳粉敞开供应。同年11月，代乳粉、糕干粉恢复收粮票国内供应，每斤收粮票0.25公斤。

  随着票证使用历史的远去，它的收藏价值正在为人们重视。事实上，真正具有收藏价值的票证只是小众产品。在收藏界，票证主要是指粮票，发行的越早其收藏价值越高。在潘家园网上商城一家店里，一枚1966年全国通用粮票标价9.9元，而一枚1965年的全国通用粮票则标价19元。“成套的比单张的贵，”店主表示，这和集邮是同一个道理。此外，根据一般的收藏经验，全国性藏品价格一般高于地方版，但票证却是相反，“全国通用”总是难与“地方版”相匹敌。店主认为，这恰恰印证了物以稀为贵的收藏规律。

  “别看网上说有的粮票成千上万的，只要是你从家里能找到的，基本都不值钱，”马甸邮币卡市场一位摊主告诉北京晨报记者，在收藏界都是物以稀为贵，那些市价较高的品种，存世都比较少。以有“票王”之称的196×版全国通用版粮票为例，发行于1960年至1962年之间，全套6枚，面额分别为1两、2两、半斤、1斤、3斤、5斤。它并未正式发行，只有票样，市场参考价为一般品1万元左右、好品为每套3万元到8万元。

  虽然在收藏市场的分类中，票证与邮票归为一类，但与“炒”邮票不同的是，收藏票证更多的是出于情怀。

  在朝阳区崔各庄乡何各庄乡情村史陈列室的展厅里，摆放着不少老票证。1966年的全国粮票、1972年的北京市棉花票、1971年度北京市个人购货证这些已经泛黄的老物件记录了远去的岁月。一本红色塑料皮的“北京市市镇居民粮食供应证”已经被油渍浸透了大半，使用说明清晰如昨：“凭此证使用粮票到指定粮店购买粮食；凭此证领取地方粮、油票。如出市时，持此证及单位证明到所在地办事处兑换全国通用粮票。”这本供应证的主人叫闫贵英，指定粮店是广内二店。一家老小共五口，1992年9月，全家粮食总定量为138斤。而在一本个人购货证的封面上，“要节约闹革命”有着明显的时代烙印。

  “一些人来过之后知道我在搜集这些老票证，再来的时候就会把家里有的给带过来，”何各庄乡情村史陈列室负责人吴先生和记者说，没有人跟他讨价还价，“都是为了成全。”在亚运村附近的芝麻花火锅博物馆里，收藏家阿龙则专门为几千张老票证设立了一个票证厅，这些沉淀着岁月变迁的老物件成了最让顾客流连的地方。

  几十年间，票证在不断进行着加减运算。做加法的时候，种类慢慢的变多，粮票、布票、肉证、奶证，几乎凡是能想到的东西都要凭票供应；做减法的时候，票证渐渐成为稀缺产品，商品供应却越来越丰富。

  科技的发展总是超乎人们的想象。上个世纪怀揣着全国粮票走天下的时候，绝对不可能想象后来可以拿着一张小小的银行卡就搞定很多事情，如今手机支付越来越便捷，不带钱包也可以大方出门。

  这道算数题的背后，折射出了整个社会的发展趋势。做加法，是无奈之下的选择；做减法，得到的是进步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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